《妇瘤新视野》栏目是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妇瘤科吴玉梅教授团队与妇产科在线合作推出的精品妇科肿瘤栏目，以典型、疑难或少见的妇科肿瘤疾病的诊断治疗分析为切入重点，串联起相关知识点，将妇科肿瘤疾病的诊断治疗进展与广大读者分享，开阔临床医生视野，提高临床诊疗能力。
作者：徐建清
审校：何玥 吴玉梅
单位：首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妇瘤科
宫颈癌是全球女性第4大常见恶性肿瘤，也是女性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2020年中国宫颈癌新发病例近11万，死亡病例近6万，分别约占全球发病和死亡总数的18.3%和17.6%[1]。大部分早期宫颈癌患者可以通过手术治疗获得治愈，而晚期及复发转移性宫颈癌患者治疗选择有限，预后仍不佳，5年生存率为17%[2]。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晚期及复发转移性宫颈癌患者的治疗一直是妇科肿瘤诊治的“瓶颈”问题。
除了手术、放射治疗、化疗和分子靶向治疗，近年来，免疫治疗在不同的恶性肿瘤患者中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进展，是晚期及复发转移性宫颈癌患者的一种新治疗模式。根据作用机制的不同，免疫治疗主要包括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过继T细胞免疫疗法、抗体-药物偶联物、治疗性HPV疫苗等。
一、单种免疫药物治疗
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免疫检查点是免疫系统中的调节分子，在免疫耐受、肿瘤免疫逃逸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是最成功的免疫疗法，主要包括程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cell death 1，PD-1）及其配体（programmed cell death 1 ligand，PD-L1）抑制剂，以及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cytotoxic T lymphocyte antigen 4，CTLA-4）抑制剂。
（1）PD-1/PD-L1及其抑制剂
PD-1（D279）是免疫调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T辅助细胞、T细胞毒细胞、T调节细胞、B淋巴细胞和NK细胞上均有表达，是T细胞共刺激受体CD28家族的成员。PD-L1在肿瘤细胞和肿瘤浸润性免疫细胞上有表达，且与不良的临床预后相关。当PD-1与其配体PD-L1和PD-L2结合时，T细胞的激活受到抑制，进而导致衰竭、功能障碍和凋亡[3]。此外，PD-1的表达增强了未成熟的CD4+T细胞向Tregs的转化，导致免疫反应减弱[4]。
目前美国FDA批准的PD-1抑制剂有帕博利珠单抗（Pembrolizumab）、纳武利尤单抗（Nivolumab），PD-L1抑制剂有阿替利珠单抗（Atezolizumab）、阿维单抗（Avelumab）、德瓦鲁单抗（Durvalumab）以及西米普利单抗（Cemiplimab），突出强调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的临床研究。
帕博利珠单抗（Pembrolizumab）是一种人源化的抗PD-1的IgG4单克隆抗体，结合T细胞上的PD-1受体，阻断PD-1与其配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保持T细胞的增殖和细胞因子的产生[5]。基于KEYNOTE-158研究数据结果，2018年6月12日，FDA批准帕博利珠单抗用于晚期及复发、转移性宫颈癌患者的二线治疗[6]。在该项研究中，98例复发或转移宫颈癌患者接受帕博利珠单抗单药治疗，中位随访10.2个月（0.6~22.7个月），客观缓解率（ORR）为12.2%，其中3例完全缓解，9例部分缓解[7]。
纳武利尤单抗（Nivolumab）是一种针对PD-1的全人IgG4单克隆抗体，作用机制与帕博利珠单抗相似。它与PD-1受体结合，释放PD-1途径介导的免疫反应抑制，促进抗肿瘤免疫反应[3,8]。美国妇科肿瘤协作组（GOG）开展了一项II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估纳武利尤单抗用于治疗复发、转移性宫颈癌患者的疗效及耐受性。入组的26例复发性宫颈癌患者中，25例患者得到了疗效和毒性的评估，其中1例部分缓解，缓解时间为3.8个月。36%的患者疾病稳定，疾病稳定的持续时间为5.7个月（3.5~12.7个月），半年无复发率为16%，半年生存率为78.4%。该研究表明，经过前线以铂为基础的化疗，纳武利尤单抗单药治疗对复发性宫颈癌患者的疗效有限，但安全性较好[9]。
（2）CTLA-4及其抑制剂
CTLA-4（CD152）是一种由活化的T淋巴细胞表达的受体，与CD28共刺激分子同源。虽然CTLA-4和CD28具有相同的配体（CD80/CD86），但CTLA-4具有明显更强的结合亲和力，并优先与CD80/CD86结合，导致免疫反应失活。CTLA-4阻断可能通过增强T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而发挥抗肿瘤作用，并可能对免疫抑制的FOXP3+调节性T细胞（Tregs）有直接抑制作用[10]。
至今CTLA-4抗体仅有伊匹单抗（Ipilimumab）被FDA批准。伊匹单抗是一种针对CTLA-4的全人单克隆IgG1抗体，与活化的T细胞和Tregs表面的CTLA-4结合，阻断CTLA-4与其配体CD80/CD86的相互作用，抑制CTLA-4信号，从而增加T细胞的激活和增殖，促进抗肿瘤免疫[4,11]。伊匹单抗在2011年首次获得FDA批准，可用于不可切除或转移性恶性黑色素瘤患者的一线和二线治疗[12]。
一项评估伊匹单抗在复发和转移性宫颈癌患者中疗效和安全性的I/II期试验，纳入42例之前接受过盆腔放疗+铂类同步增敏化疗的宫颈癌患者，可用于疗效评估的34例患者，其中1例部分缓解，10例病情稳定，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分别为2.5个月和8.5个月[8]。结果表明，伊匹单抗作为单一疗法的活性有限，但治疗的安全性和耐受性已经确立，仍有理由探索与该药的联合策略，以努力实现更好的疾病应答和肿瘤控制。
（3）其他新型免疫检查点及其抑制剂
目前新型的免疫检查点及其抑制剂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阻断免疫检查点来治疗恶性肿瘤患者的研究已经扩展到CTLA-4和 PD-1/PD-L1之外，如淋巴细胞活化基因3（lymphocyte activation gene 3，LAG-3）、T细胞免疫球蛋白粘蛋白3（T cell immunoglobulin and mucin domain containing protein 3，TIM-3）、T细胞免疫球蛋白和ITIM结构蛋白域（T cell immunoglobulin and ITIM domain，TIGIT）等，关于这些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研究尚处于临床的早期阶段[12-14]。
此外，针对免疫检查点的新型抑制剂还有双特异性抗体，其又被称为双功能抗体或双价抗体。相对于单一抗体治疗以及联合治疗，双特异性抗体可以降低药物耐受性和不良反应的发生[15]。目前免疫检查点的双特异性抗体相关临床研究主要围绕靶向两个免疫检查点、靶向免疫检查点和相关肿瘤抗原（TAA），以及靶向免疫检查点和肿瘤发生发展的相关细胞因子展开。
2.过继T细胞免疫疗法
过继T细胞疗法是一种新兴的癌症治疗方法，自体或异体的肿瘤特异性T细胞经体外大量扩增或经基因工程技术改造并扩增后，回输到患者体内，目的是识别、靶向和摧毁肿瘤细胞[10]，主要包括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T细胞受体修饰的T细胞（TCR-T）和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
（1）TILs治疗
TILs来自于肿瘤组织，是一组异质淋巴细胞，相较于外周淋巴细胞，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中有较高比例的肿瘤特异性T细胞。研究表明，可以通过过继转移体外选择的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来根除实体瘤[16]。在Stevanovic等的一项研究中，9例转移性HPV阳性相关癌症患者接受HPVE6和E7反应性的TIL（HPV-TILs）治疗，其中1例部分缓解，2例完全反应[17]。同一小组进行的一项II期试验中，18例转移性宫颈癌患者接受HPV-TILs治疗，其中5例（28%）有客观反应，2例为完全反应，3例为部分反应。研究结果表明HPV-TILs疗法的可行性，支持了细胞治疗可以介导上皮性癌消退的观念[18]。
（2）TCR-T治疗
采用基因工程手段将能够特异性结合靶点抗原的TCR序列转入到患者外周血来源的T细胞中（或异源T细胞），表达在T细胞表面的TCR可以通过MHCⅠ类信号通路识别细胞内肿瘤特异性抗原（占全部抗原的90%），从而特异性识别和杀伤表达抗原的肿瘤细胞。针对HPV E6抗原的TCR基因工程T细胞的临床试验已经显现出一定的临床活性[19]。一项以确定E7 TCR改造的T细胞在HPV16相关癌症中安全性和有效性的Ⅰ/Ⅱ期临床试验（NCT02858310），正在进行中[20]。
（3）CAR-T治疗
CAR是一种合成的细胞表面受体，具有抗体的特性及高效的TCR激活信号。CAR改造后的T细胞与特定肿瘤细胞表面抗原相结合并被激活，且识别过程不受人类白细胞抗原分型的限制[21]。针对CD19的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19）在血液系统肿瘤患者中的应用已显示出巨大的成功，治疗后超过90%的患者观察到完全缓解，这为CAR-T疗法在实体瘤患者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目前CAR-T在宫颈癌患者治疗方面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
3.抗体-药物偶联物
抗体-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s，ADC）是一种免疫偶联物，具有单克隆抗体的靶向特异性和细胞毒素的抗肿瘤能力，其通过化学接头将细胞毒性药物与单克隆抗体偶联，当与肿瘤部位的靶抗原特异性结合后释放毒素，进而杀死癌细胞[22]。Tivdak是一种靶向组织因子（TF）的ADC，通过一种可被裂解的蛋白酶连接剂，将微管破坏剂MMAE（单甲基auristatin E）共价偶联在单克隆抗体上。ADC与表达TF的癌细胞结合，随后ADC-TF复合物内化，并通过蛋白酶水解释放MMAE，其能够破坏分裂细胞的微管网络，导致细胞周期阻滞和细胞凋亡。
在一项开放标签、多中心、单臂II期innovaTV204临床试验中[23]，评估了Tivdak在101例复发性或转移性宫颈癌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Tivdak治疗组的客观缓解率（ORR）为24%，中位反应持续时间（DOR）为8.3个月；而标准疗法的ORR通常低于15%。基于这项临床试验数据，FDA批准Tivdak用于治疗在化疗期间或之后疾病仍进展的复发/转移性宫颈癌患者。目前，关于Tivdak的一项全球随机3期临床试验（innovaTV301）正在进行中，期待该药的进一步临床试验结果。
4.治疗性HPV疫苗
在绝大多数病例中，宫颈癌变是由HPV驱动的，HPV E6和E7基因编码的蛋白对恶性肿瘤的发生和维持至关重要，它们在肿瘤细胞中呈高水平持续表达，不太可能通过突变逃避免疫反应，是治疗性HPV疫苗的理想靶点[5]。治疗性HPV疫苗主要包括基于载体的活疫苗、基于肽和蛋白质的疫苗、基于DNA/RNA的疫苗和基于全细胞的疫苗[16]。目前多项关于宫颈癌治疗性疫苗的研究正在进行中，但大多处于Ⅰ/Ⅱ期阶段，尚未获得批准用于宫颈癌患者的临床治疗。细菌载体疫苗ADXS-001、DNA疫苗VGX-3100和病毒载体疫苗MVA E2等目前处于Ⅲ期临床试验阶段，在不久的将来有望获得成功。
二、联合免疫治疗
整合多种治疗手段的综合治疗是肿瘤治疗的发展方向，免疫治疗的出现为许多肿瘤患者带来新的希望，但是单一治疗仍有局限。传统治疗方法包括放疗、化疗及靶向治疗，均有着各自的利弊，或许以免疫治疗，尤其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为基础联合其他治疗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1.免疫疗法联合放疗疗法
越来越多的文献表明，放射治疗（Radiotherapy，RT）能够诱导免疫调节效应，改变肿瘤微环境，上调炎性级联反应。其可能的机制如下：（1）RT可诱导已经凋亡和坏死的肿瘤细胞发生免疫原性凋亡，释放大量的新肿瘤相关抗原，上调体内肿瘤相关抗原的表达，激活全身的抗肿瘤免疫反应[8]；（2）RT影响树突状细胞的成熟，导致肿瘤抗原呈递增强，促进T细胞活化和增殖；（3）RT通过诱导趋化因子、细胞因子的释放以及肿瘤血管粘附分子的变化，促进T细胞归巢和肿瘤浸润，从而增加TIL的密度[8,20]。
然而，据报道RT可增加PD-L1的表达，导致免疫衰竭，从而为使用靶向PD-1/PD-L1的免疫药物作为与RT相结合的方式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7]。放疗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相结合的方法也逐渐被视为有潜在应用价值的抗肿瘤联合治疗方法。
正在进行的放疗联合免疫疗法治疗复发或转移性宫颈癌患者的临床试验，有立体定向全身放射疗法联合替西利姆单抗（Tremlimumab）和度伐鲁单抗（Durvalumab）治疗复发或转移性宫颈癌、阴道癌或外阴癌患者的Ⅰ期临床试验（NCT03452332），以及阿替利珠单抗（抗PD-L1）联合立体定向放疗治疗难治性或复发、转移性宫颈癌患者的Ⅱ期临床试验（NCT03614949）[20]等。
2.免疫疗法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治疗
由于肿瘤组织血液供应差从而导致乏氧和组织间的酸性环境，它们会激活缺氧诱导因子（HIF-1）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24]，促进异常血管的生成，形成选择性免疫细胞屏障。与此同时，VEGF能够阻断树突状细胞的成熟，提高免疫抑制细胞与调节性T细胞的活性与数量，从而达到免疫抑制的状态。因此，免疫联合抗血管生成治疗，可使异常的肿瘤血管系统正常化，来增加免疫效应T细胞的浸润，促进T细胞在肿瘤组织分布，即将免疫抑制的肿瘤微环境转变为免疫增强的肿瘤微环境[24]。
抗血管生成药物与免疫治疗的联合应用已被证明在晚期非小细胞癌等恶性肿瘤患者的治疗中取得一定的效益。黄欣等进行了一项多中心Ⅱ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估卡瑞利珠单抗（Camrelizumab）联合VEGFR-2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阿帕替尼用于晚期及复发性宫颈癌患者二线及以上治疗中的疗效及安全性。共入组45例患者，在评估疗效的41例患者中，客观缓解率（ORR）高达55.6%，疾病控制率（DCR）为82.2%，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8.8个月[25]。
这是免疫治疗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这一模式在晚期及复发性宫颈癌患者中首次获得突破，也开创了PD-1单抗联合抗血管药物治疗晚期及复发性宫颈癌患者的先河，有必要进行更大规模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来验证该发现。另一项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治疗复发及转移性宫颈癌患者的Ⅱ期临床试验( NCT 03816553) 正在进行中，其疗效和安全性有待观察[26]。
3.免疫疗法联合化疗
化疗和免疫系统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临床研究表明，在免疫治疗中加入化疗是有累加效应的，化疗可以破坏免疫抑制性细胞的活性。不仅如此，化疗还可以通过诱导肿瘤细胞凋亡、MHC1类分子表达的上调和树突状细胞成熟来促进免疫应答。近年来免疫联合化疗在宫颈癌患者的治疗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2021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年会上公布的帕博利珠单抗+化疗±贝伐珠单抗治疗复发性、持续性或转移性宫颈癌患者的III期KEYNOTE-826临床试验结果表明[27]，在617例未接受化疗的转移性持续性复发性宫颈癌患者中，帕博利珠单抗一线治疗组的中位总生存期（OS）未达到（19.8个月），但是优于安慰剂组的16.3个月，死亡风险降低33%；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10.4个月，安慰剂组为8.2个月，其安全性可控。这为FDA批准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用于一线治疗延长总生存期（OS）提供了高水平的证据。该治疗方案的批准将为持续、复发或转移性宫颈癌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三、免疫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及其处理
免疫治疗已成为晚期恶性肿瘤患者治疗的主导模式，其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已显示出显著的疗效。然而，它们的使用可能伴随着非特异性免疫激活，导致自身免疫和自体炎症现象，几乎可影响任何器官系统，称为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28]。皮肤、肠道、内分泌、肺和肌肉骨骼的irAEs相对常见，而心血管、血液、肾脏、神经和眼科的irAEs发生率较低。这些irAEs可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并可能通过ICIs剂量限制效应影响ICIs的治疗效果。目前对于irAEs，主要通过早期识别、中断治疗、症状处理、可能使用皮质类固醇，以及可能终止全身免疫抑制治疗等来解决。
1.皮肤毒性
免疫相关皮肤不良事件是在接受ICIs治疗的患者中最常见和最早出现的irAEs[12]。与皮肤免疫相关的不良反应中，斑丘疹、瘙痒、牛皮癣样和苔藓样皮疹是最常见的。其治疗方法依据皮疹程度的不同进行选择，一般对轻到中度（1~2级）皮疹，使用局部皮质类固醇或者口服抗组胺药物，对严重（3级）皮疹，则增加全身皮质类固醇，以及4级皮疹时停止免疫治疗。而大疱性类天疱疮皮疹、白癜风样皮肤色素减少/脱色素和银屑病样皮疹，则更多地归因于PD-1/PD-L1抑制剂。对大疱性类天疱疮者的治疗类似于斑丘性皮疹和苔藓样皮疹，对3~4级皮疹患者加用利妥昔单抗[28]。
2.内分泌系统毒性
内分泌疾病是ICIs治疗中最常见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之一。据报道，脑垂体炎、甲状腺功能障碍、胰岛素缺乏性糖尿病和原发性肾上腺功能不全是ICIs治疗引起的内分泌系统的irAEs。垂体炎与抗CTLA-4治疗特别相关，而甲状腺功能障碍与抗PD-1治疗特别相关。糖尿病和原发性肾上腺功能不全是与ICIs治疗相关的罕见内分泌毒性反应，但如果不及时发现和治疗，可能会危及生命[29]。
值得注意的是，联合抗CTLA-4和抗PD-1治疗可大大提高与ICIs相关内分泌疾病的发生率。对于内分泌相关的irAEs，若不及时发现，会对分泌腺体造成严重的损伤，后期需要依赖激素替代治疗。因此，在治疗前应当对患者进行激素水平检测，通过中断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激素替代来有效治疗。对于病情更严重的患者，可以使用口服糖皮质激素或其他免疫抑制剂暂时抑制免疫反应进行治疗[30]。
3.胃肠道毒性
胃肠道毒性反应也是比较常见的irAEs，主要表现是腹泻、结肠炎，多累及乙状结肠和直肠， 发生于胃及小肠者罕见，临床表现为腹泻、腹痛、大便带血或黏液、发热等[31]。对于irAEs相关的肠炎，治疗要先除外感染性病因，对症支持1~2天，如果没有好转，就开始经验性用激素治疗。对于2级肠炎患者，先暂停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同时给予静脉激素全身治疗。对于3~4级肠炎患者，首先静脉激素全身治疗2~3天，效果不好时联合其他免疫抑制剂，如英夫利西单抗或者维多珠单抗。
4.免疫性肺炎
免疫性肺炎是一类相对少见的irAEs，与PD-1/PDL-1和CTLA-4靶向治疗相关的肺炎总发生率<5%，但是ICIs治疗相关死亡的最常见原因之一，主要临床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发热、胸痛，偶有致呼吸衰竭者。约1/3患者无症状，仅为影像学异常[32]。
其治疗策略依据是肺炎分级。1~2级肺炎患者通常在门诊就诊，而3级或更高级别肺炎患者需要住院治疗。停药是治疗各级别肺炎的主要手段。对于1级肺炎患者，若胸部CT提示浸润物已经消退，可以谨慎地恢复ICI治疗并密切随访。2级或更高级别肺炎患者可能需要口服或静脉注射皮质类固醇。据报道，在激素快速减量后，肺炎的体征和症状会复发；因此，建议至少4~6周减停完。对于顽固性疾病的患者，额外要使用免疫抑制剂，如英夫利昔单抗、环磷酰胺[31]。
四、小结
晚期及复发转移性宫颈癌患者预后欠佳，一直是临床医生所面临的艰巨挑战。免疫治疗作为一种治疗多种癌症患者的新疗法，为晚期、复发转移性癌症患者带来新的希望。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免疫治疗在宫颈癌患者的治疗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仍需要更多前瞻性研究来确定免疫治疗及联合其他治疗的疗效、剂量、干预时机、药物种类等，同时要监测相关的不良反应和治疗安全性，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精准治疗、个体化治疗，帮助更多晚期、复发转移宫颈癌患者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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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梅，主任医生、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妇瘤科主任。
学术兼职：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分会委员、北京医学会妇科肿瘤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妇产学会外阴阴道疾病分会副主委、北京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妇科分会会长。
擅长领域：致力于妇科肿瘤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宫颈癌放射敏感及放射抵抗机制、妊娠合并宫颈病变的筛查策略、妇科恶性肿瘤的预防。
科研成果：发表妇科肿瘤相关SCI论文30余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100余篇；主持国家基金、省科技重点研发项目等多项，获省部级科技奖3项，国家发明专利1项。
个人荣誉：全国医德标兵、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等。
何玥，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妇瘤科副主任医师，在各类妇科肿瘤领域尤其是宫颈癌综合治疗方面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并有深入的研究，曾于德国进修妇产科学；兼任北京医学会妇科肿瘤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妇科分会青年委员、北京医学会外阴阴道疾病学会秘书。
第一作者发表SCI文章9篇，累计IF达20分，发表核心期刊文章10余篇，参与编写翻译书籍3部。近5年主持国自然、北京市教委、首都卫生发展专项、北京市医管局“青苗计划”、北京市优秀人才等科研课题。
徐建清，现就读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从师吴玉梅教授，研究方向妇科肿瘤学。
吴玉梅教授妇科肿瘤知名专家团队简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妇瘤科是国家重点科室，每年诊治妇科恶性肿瘤患者上千例，拥有北京市唯一的妇科肿瘤临床及组织样本库。是全国少数可进行手术、放疗、化疗、靶向及免疫等综合性治疗的科室。目前拥有多项国际及国家临床试验进行中。
吴玉梅教授从事妇科肿瘤临床工作30余年，致力于妇科肿瘤如宫颈癌、卵巢癌及子宫内膜癌等疑难杂症相关研究，擅长宫颈癌及癌前病变、子宫恶性肿瘤、卵巢良恶性肿瘤以及妊娠期合并妇科肿瘤的诊断及治疗，包括手术、放疗、化疗、内分泌治疗、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等；现兼任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分会委员、北京医学会妇科肿瘤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妇产学会外阴阴道疾病分会副主委、北京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妇科分会会长等职务，国务院特贴专家；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等多项课题；出版专著2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发表SCI 文章30余篇，多次获得妇幼健康科技成果奖和华夏医学科学技术奖；获得的个人荣誉包括全国医德标兵、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等。
吴玉梅教授领衔的妇科肿瘤知名专家团队，成员有主任医生、副主任医生、主治医生、住院医生10余名，以及博士、硕士研究生20余名，致力于各种妇科肿瘤及疑难病例的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
